【賈泉林】救國何故必須讀經？
——論章太炎暮年的讀經思惟
作者：賈泉林（復旦年夜學歷史學系中國史流動站博士后）
來源：《孔子學刊》第十一輯
摘要：早在居日宣傳“排滿”反動時期，章太炎便把發揚品德主體性、激發平易近族自覺心作為反動救亡之最基礎。這一思惟一向延續至其暮年，他暮年對新文明運動以來的文明激進主義的批評亦是安身于以上兩點的。針對20世紀30年月的品德文明危機與平易近族危機，章太炎提出讀經以救國的主張，將“修己治人”作為經學主旨，“修己”即發揚品德主體性之意，“治人”重要是指激發平易近族自覺心。孔子之學亦為“修己治人”之學，倡導讀經亦即倡導尊孔。
關鍵詞：章太炎；讀經；品德主體性；平易近族自覺心；修己治人
20世紀30年月中期，由國平易近黨當局主導，全國掀起了一股讀經的熱潮。國平易近黨當局倡導讀經，顯然是出于加強意識形態統一、維護獨講座場地裁統治的需求的。與官方讀經運動相區別的是，由守舊派知識瑜伽教室分子在平易近間發起與領導的讀經運動，其目標則在于拯救品德文明危機與平易近族危機。章太炎即平易近間讀經運動的主要發起者之一。講述經義一向是章太炎暮年學術活動的主要內容，其讀經救國的主張可追溯至20世紀30年月初提出“新四書”時。在正式參與讀經運動之后，章太炎先后發表了《論讀經有利而無弊》《論經史實錄不應無故懷疑》《再釋讀經之異議》《論經史儒之分合》等演講來闡釋讀經之利。倡導讀經以救國，也意味著他對新文明人激進救國計劃的否認。對于章太炎暮年的讀經思惟，學界一向較少留心；在繼承中華優秀傳統文明成為新時代中國文明發展戰略的明天，則應予以重視。
一、品德興起誠亡國滅種之根極
在居日倡導“排滿”反動時期，章太炎將反動者較高的品德程度視為反動勝利的關鍵。他在《反動品德說》一文中這般說道：
嗚呼！吾于是了解德興起誠亡國滅種之根極也。今與邦人諸友同處反動之世，偕為反動之人，而自顧品德猶無以愈于陳勝、吳廣，縱今瘏其口焦其唇破裂其齒頰，日以反動號于全國，其卒將何所濟？品德者不用甚深言之，但使確固堅厲、重然諾、輕逝世生則可矣。
章太炎所列舉的反動者應具備的三種質量皆指向了為反動獻身的年夜無畏精力，他認為維新變法等清末救亡運動的掉敗是參與者缺少這種精力質量導致的：
且品德之為用，非特反動罷了。事有易于反動者，而無品德亦不成就。一于戊戌變法黨人見之，二于庚子保皇黨人見之。戊戌變法惟譚嗣同、楊深秀為卓厲敢逝世；林旭素佻達，先拘捕一夕，知有變，哭于教士李佳白之堂。楊銳者，頗圓滑知短長，既進軍機，知其事不成久……吾黨問其人曰：“銳之任此固為富貴罷了，既睹危機復不克不及往，何也？”其人答曰：“康黨任事時全國看之如登天，官吏者爭欲饋遺或不成得，銳新與政事，饋獻者踵相接。本日一袍料，明日一馬褂料，本日一狐桶，明日一草上霜桶，是以戀之不克不及往也。”嗚呼！使林旭、楊銳輩皆赤忱變法無他志，頤和之圍或亦有人盡力；徒以縈情利祿，貪箸贈饋，使人深知其隱，彼既非為國事，則誰肯為之效逝世者。戊戌之變，戊戌黨人之不品德致之也。
維新人士參與變法的動機多不純粹，楊銳等人皆是追逐功名利祿之輩，在碰到險阻時他們也就無法團結同心專心，最終導致變法運動敏捷潰敗。章太炎從品德的角度對維新派及其繼承者保皇派、立憲派發起的政治改進運動予以否認。
章太炎所言“反動之品德”并非消極、被動之品德，而是強調反動者在自我品德成長中的主體性。他于《在東舞蹈教室京留學生歡迎會上之演講》中提出以佛學發揚品德主體性、以國粹激發愛國心的主張：“第一，是用宗教發起信念，增進國平易近的品德；第二，是用國粹激動種姓，增進愛國的熱腸。”宗教即佛學，佛學主張萬法唯心，極年夜地發揚了主體性：“我所靠的佛祖乃是靠的自心，比那基督教人依傍天主、扶墻摸壁、靠山靠水的氣象，豈不強得多嗎？”佛學視肉身與世界為虛幻，信徒故能英勇精進、視逝世如歸。國粹即歷史，包含語言文字、典章軌制與人物事跡三項內容，能夠喚起國平易近的平易近族自覺心與愛國心，平易近族自覺心、愛國心激發的同時亦離不開品德主體性的發揚，章太炎因此將發揚品德主體性作為救國之最基礎，這亦成為貫穿他平生的思惟觀點。
二、對文明激進主義的批評
1915年9月，陳獨秀創辦《青年雜志》，發起新文明運動。新文明人將科學、平易近主及個人主義作為焦點價值觀念予以倡導，盼望以此養成現代國民意識、樹立現代平易近族國家，傳統倫理品德則被作為新文明的對立面而遭到徹底否認。對于新文明中的激進思惟，章太炎逐一作出批評。新文明人之所以提出“非孝毀家”，是因為他們認為孝道倫理文明壓制個人，并妨礙現代國民意識與現代國家觀念的養成，章聚會場地太炎對此反駁道：“‘孝’為人類本性，行之最易，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極有證據。”孝即人天然的本然之情，愛國作為一種感情亦須由孝生發，而與個體實存和人的感情生涯無關的現代“愛國”觀念一定難以長久：“今之新學小生，人人以愛國為口頭禪，此非墨子之說而似墨子。試問若何愛國？愛國者，愛一國之國民耳。愛國之念，由必愛怙恃兄弟而起，怙恃兄弟不克不及愛，何能愛一國之國民哉！由此可知孝弟為仁之本，語非虛作。”愛怙恃、愛人、愛國是一個推己及人的過程，其本源即是孝，以“非孝毀家”為基礎的“愛國”口號并不克不及激發真實的愛國感情。
對于晚清至新文明運動以來打著“新”的旗號，向國平易近灌輸東方思惟價值觀念來改革國平易近性的做法，章太炎的批評尤為嚴厲：
舞蹈場地自清之末，諸無藉者始言新法，未幾，有云新品德新文明者，專己自是，以拂平易近之舊貫，新法行二十余年，如削趾適屨，平易近不稱便，而政亦日紊，新品德新文明者，有使人淫縱敗常罷了矣，是則徽公新平易近之說導其端也。原其始，不過掉于文義，而妄者藉以為柄，禍遂至此，則誠所謂洪水猛獸者，文成力為之閑，不驗于明，而驗于今之世，誦其書者宜可以戒矣。
他認為，晚清以來的啟蒙運動與朱教學場地熹的“新平易近”說是一脈相承的，皆無視蒼生的生涯習慣與心思需求，損害蒼生的基礎權利，形成蒼生生涯的未便。其所倡“個人主義”的新品德，又不難成為許多人放縱欲看的捏詞。
新文明人信任科學是萬能的，認為現代人的生涯方法與品德行為亦小樹屋應合適科學標準。對于新文明人的科學主義立場，章太炎將其與朱熹聯系起來進行批評：
近人謂“品德由于科學”，與晦庵窮知事物之理而后能正心誠意者何異？必謂致知格物，然后方可誠意正心，則勢必反諸禽獸而后已。何者？如云人與獸均為哺乳動物，依此而為窮知事物之理然后正心誠意，則人之行當反于獸之行，非驅圓顱方趾之類，進于獉獉狉狉乎？陽明詆晦庵為洪水猛獸，實則晦庵但知力學服官，并未真實用功于窮知事物之理。所謂窮知事物之理者，僅僅徒托空言。今則否則，科學之影響，使人類品德淪亡，不僅徒托空言，抑且見之實行，則所謂“洪水猛獸”者，不在晦庵，在本日談科學而不得其道者也。
朱熹“即物而窮其理”的目標不是要認識客觀世界，而是為了“正心誠意”，根據對內在世界的認識來規范本身以及別人的內在精力世界，此即“以理殺人”“禮教吃人”的內在根據；新文明人“品德由于科學”亦是這般，由此形成了對人的主體性的壓制以及人格的墮落。
晚近疑古思潮起始于康有為。康有為出于變法需求，將六經視為孔子為托古改制而誣捏，六經所載歷史便掉往了真實性。對傳統文明價值持否認態度的新文明人遭到康有為經學觀點的啟發，疑古在平易近國史學界成為學術主流。這惹起章太炎的極年夜憤慨：
《公羊》之說，如日中天，學者煽其余焰，簧鼓一世，余故專明《左氏》以斥之。然清世《公羊》之學，初不過人一二之獵奇，康有為倡改制，雖不經，猶無年夜害，其最謬者，在依據緯書，視《年齡》經如預言，則流弊非至掩史實逞妄說不止。平易近國以來，其學雖衰，而疑古之說代之，謂堯、舜、禹、湯皆儒家偽托，這般惑掉來源根基，必將維系平易近族之國史所有的顛覆。國亡而后，人人忘其本來，永無復興之看。余首揭《左氏》，以斥《公羊》。共享空間今之妄說，弊愈甚于《公羊》，此余所以年夜聲疾舞蹈場地呼，謂非極力排擠不成也。
章太炎堅信歷史的價值在于激發國平易近的平易近族自覺心與自負心，疑古史學派則對現代史學典籍所載歷史的真實性持懷疑的立場，寧疑勿信的偏見使他們經常僅通過無限的證據就斷定一些史實交流為假，中國歷史的可托度年夜為下降。疑古思潮舒展至社會就會減弱中華平易近族的凝集力，章太炎暮年于是把疑古史學作為學術批評的重要對象。
章太炎對受新文明思潮影響的舊式學校教導亦進行了批評，他認為舊式學校教導遠離了教導的最基礎：“反動以來，學校林立，究其實際，則所謂教者，每多不克不及保留國性，發揚志趣，茲二者教導之最基礎。”形成這一狀況的緣由則在于舊式學校不克不及有用地開展國史教導：“不才所以反復申論者則以教導上治史之好處，即在保留國性，發揚志趣，此于近代教導對癥發藥。國人昏聵也久矣，自來視史學為應付門面，因難免有取文舍事、詳上古略近代、詳域外略內政、詳文明略政治，以及疑古太過之五弊。能往此五弊，則史學之功用可見。”史學五弊使國史掉往了“保留國性，發揚志趣”的教導功能，章太炎對此作出具體描寫：
吾觀鄉邑後輩，負笈城市，見其物質文明，遠勝故鄉，歸則親戚故舊，無一可以進目。又上之則進都出洋，視域既廣，氣矜愈隆，總覺以前所歷，無足稱道，以前所親，無足愛慕，惟少數同學可與往還，舍此則舉國皆如鳥獸，不成同群，此其別樹階級，拒人千里，非頑固而何？……非直如是，今者別緻之說，流為格言，日驅人于頑固而不返者，曰“發展個性也”，曰“打垮偶像也”。發展個性，則所趣止于聲色貨利，而禮義廉恥，一切可以不顧個人空間。打垮偶像者，凡一切著名無形者，皆以偶像觀之，若國家、若政治、若法令、若品德，無往而非偶像者，亦無往而不成打垮者。洵若是，則于禽獸奚擇焉？世所以亂，國所以危，而種族亦將所以而滅亡矣。
舊式學校不克不及實施有用的國史教導，又遭到新文明否認歷史傳統、打破一切束縛與偶像等觀念的影響，培養出來的學生缺少品德主體性與平易近族自覺心，在japan(日本)侵華危機日益加深的形勢下會使中國處于非常危險的地步。教學場地
三、經以“修己治人”為主旨
在對新文明人激進的救國計劃作出否認的同時，章太炎提出了讀經救國的主張。章太炎是經學在現代遭遇崩潰的主要推手。早年時期，他夷經為史，使經學喪掉了作為歷代“圣王之法”聚集的“常道”性質，變為記錄史實的史料文獻；暮年時期，他的經史觀發生了轉變。他在《論經史儒之分合》一文中指出：
經之所該至廣，舉凡修己治人，無所不具。其后修己之道，衍而為儒家之學；治人之道，則史家意有獨至。于是經、史遂似判然二途。夫所謂經者何所指乎？“年夜綱”二字，允為達詁……大略提出主旨曰經，解說之者為說。簡要者為經，詳盡者曰說、曰傳。后世儒家、史家，辭繁不克不及稱，遂別稱為子為史，溯其朔一罷了矣。
六經為中國學術之本源，奠基了中國學術的框架形式與發展標的目的，章太炎因此稱其為“年夜綱”。儒學、史學等學術共享會議室類別皆屬于對經學的繼承與發展，經學以“修己治人”為主旨，儒學重要繼承了經學“修己1對1教學”的一面，史學則重要繼承了經學“治人”的傳統。章太炎對本身早年個人空間夷經為史的觀點作出修改：“若‘六經皆史’之說，微有語病，因經所含者不止史學，即儒家之說亦在其內也。”經是史，但又不僅僅是史。
章太炎暮年倡導讀經，意味著他恢復了對經學的“常道”崇奉，對于經學所含的“修己”與“治人”之道，他作出如下評判：“時代若何分歧，而修己之道，則亙古如此；治人則稍異，古今異宜，1對1教學習俗分歧，不得不考慮損益，至于盡善。”經、史分歧之處在于：經具有常道性質，此中修己之道亙古不變；經又有作為史的一面，史受時代的限制，其內容會隨著時代的變化而發生損益、更替。可是，以治人為主旨的史學，同樣可以在歷史中抽繹出“道”來：“若夫經國利平易近，自有原則，經典所論政治，關于抽象者，往往千古不磨，一涉具體，則三代法制共享會議室，不成行于今者自多。”史之常道即一些卓有成效的政治法則，如德治主義、平易近本主義、全國為公、平易近族主義等，這些古典政治法則亦由經確立，為歷朝歷代士人所遵守，在現代社會中同樣適用，史學需求因時損益的只是一些具體的典章軌制罷了。
儒家主張“修己以成人”，章太炎對此解釋道：
試以《論語》相較，《論語》載：“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繼而曰：“今之成人者何須然？見利思義，見危受命，久要不忘生平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以本日通行之語言之，所謂“成人”，即人格完美之意。所謂“儒”者，亦即人格完美之謂也。
“修己”是指對禮義、品德、氣節的自覺踐履，此即發揚品德主體性之意。儒者通過修己來完美人格，成為正人。章太炎這般總結史學“治人”之義：“上焉者察見社會之變遷，以得其運用之妙；次則牢記事實，如讀家中舊契，產業多寡，了如指掌。”“上焉者”是對執政者與知識分子而言的，即要從社會變遷中總結出一些歷史規律與政治原則來指導當下；其“次”是針對全體國平易近而言的，要牢記史實，養成平易近族自覺心，激發內心的愛國情感。儒學以修己為主，史學以治人為主，經學則同時具備儒學之修己與史學之治人兩種價值效能。
四、讀經若何救國
章太炎倡導讀經救國是圍繞“修己”與“治人”這兩個主題來展開的。為便于讀經運動的開展，章太炎提出了化約經學的主張：
國學不尚空言，要在坐而言者起而可行。小樹屋十三經文繁義賾，然其總持則在《孝經》《年夜學》《儒行》《喪服》。《孝經》以培養本性，《年夜學》以綜括學術，《儒行》以鼓勵志行，《喪服》以輔成禮教。其經文不過萬字，易讀亦易記。經術之歸宿，不過乎如是。
章太炎所說的“經”并非僅限于六經，而是囊括歷史發展過程中不斷發生增補并約定俗成的儒家經典，“新四書”即為歷代經學典籍之“總持”。“本性”是指孝悌之情，“學術”是指修己治人之學，“志行”即氣節，“禮教”在此專指禮儀軌制。章太炎繼承了儒家德治思惟傳統，將修己作為治人之本，現代政治的最基礎亦在于為政者的修己：“所謂修己者，非但一人之修己罷了，為政者強人人修己，國斯治矣。”“新四書”因此重要指向了修己這項效能，其內容平實、感性，不涉玄虛，體現出章太炎暮年講經重實行的特點。
在japan(日本)侵華危機日益加深的局勢下，章太炎將軍平易近有無品德人格視為抗日可否勝利的關鍵，國平易近黨當局實行不抵禦政策即由于其無品德、無人格：
本日之勢，使我輩處之，唯有一戰。明知必敗，然敗亦不過掉東三省耳。戰敗而掉之，與拱手而授之，有人格與無人格既異，則國家最基礎之興廢亦異也。為當局本身計，亦唯有舞蹈教室一戰。戰而有敗，敗而逝世，亦足贖往日罪狀矣。然逆計其人，愛國家不如愛本身，愛本身之人格尤不如愛本身之生命，復何言哉！乃知四維不張，國乃滅亡，非虛言哉！
恰是鑒于氣節、勇氣的式微，章太炎倡導《儒行》以鼓勵志行：
《儒行》一篇，多言氣節之士。有勇者居多。古人或言專尚氣節，亦缺乏為國。此言似是而實非。一國中但有一二人尚氣節，于政治何裨乎！東漢時重《儒行》，故尚氣節，東漢內政不修，而外侮不至，一西羌為患，卒為漢滅。曹、劉、孫三國分立，亦無內亂，三國人亦多尚氣節故也。晉尚清談，不尚氣節，而五胡亂華矣。南宋時，如胡銓輩高唱主戰，然一二人何裨于治，或乃譏為虛驕之氣……今我國人數四萬萬，假令有氣節者得百之一，亦足以御外侮矣。
章太炎羅列史實證明，舉國崇尚氣節，高低就能放棄一己私利而為平易近族的生死精誠團結起來，這般便可戰勝強敵。
《年齡》是中國第一部編年體史學著作，平易近家教族主義便首揭于此：
經籍之應進史類而尤主要者，厥維《年齡》。《年齡》三傳雖異，而內諸夏外蠻夷則一。自有《年齡》，吾國平易近族之精力乃固，雖亡國有屢，而終能光復舊物，還我河山，此一點愛國心，蟠天共享空間際地，旁礴郁積，隱然為一國之主宰，湯火雖烈，赴蹈不辭，是以宋為元滅而朱明起，明為私密空間清滅而平易近國興……且本日讀經之要，又過往昔，在昔異族文明，低于吾華，故其進主華夏，漸為吾化，今則封豕長蛇之逞其毒者，乃千百倍于往日，如我學人，廢經不習，忘瑜伽教室平易近族之年夜閑，則必渝胥以盡，終為奴虜罷了矣。有志之士，安得不深長思哉！要之，讀經之利有二：一修己，二治人。治人之道，雖有取舍，而堅持國性為最要。
激發平易近族自覺心是經史的最年夜價值，在中華文明構成后的兩千多年間，華夏政權雖屢遭“異族”滅亡，但由于平易近族主義觀念深刻人心，“異族”政權統治一段時間后皆被顛覆，中華文明所以能一向延續至今。與過往“異族”的進侵比擬，japan(日本)的進侵加倍危險，所以讀經以發揚平易近族年夜義，在此時更為急切。
章太炎倡導讀經是與尊孔聯系在一路的。六經修己治人之學經由孔子繼承與闡發，才得以發揚；孔子之學亦為修己治人之學，倡導讀經亦即倡導尊孔。章太炎亦教學場地是從修己與治人兩個方面來倡導尊孔的。他這般倡導孔子的修己之學：
孔子云：“行己有恥，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以為士矣。”又云：“見利思義，見危受命，久要不忘生平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人茍能做到此八句，人心世道之壞，決不至現在日之甚。
孔子修己之法簡明易行，能起到拯救世道人心的感化。《年齡》的平易近族年夜義經由孔子闡揚得以澤被后世：
“微管仲，吾其披發左衽矣，內中國外蠻夷。”后人以為《年齡》之年夜義。孔子所自議者，為蠻夷之有君，不如諸夏之無也……要之，從孔子以來，二千余年，中國人之受外國欺負，不知小樹屋凡幾。自漢以來，迭受外人欺負，無有不克不及恢復者。晉受五胡逼至江南，而尚不與之通款，南宋則甚至稱臣稱侄，元則不用論矣。然韓林兒輩，并不讀書，尚能恢復一部門故業。無他，孔子學說深中于人心耳……近三百年，我人本日獨能恢復我固有之國土。蓋亦以儒者為倡導平易近族主義，已深刻人心……本日國難當前，尊敬孔子，猶為當務之急。
新文明人將孔子視為封建專制社會舊倫理、舊品德、舊軌制的衛羽士而加以否認，章太炎截斷眾流，將平易近族年夜義的發揚視為孔子最主要的貢獻之一，在必定水平上扭轉了孔子的負面抽像，使孔子以新的臉孔在現代中國繼續發揮積極感化。
結語講座場地
章太炎暮年倡導尊孔讀經，對新文明運動進行了劇烈的批評，這并不代表他不清楚東方現代科教文明與拒斥現代化。與之相反，教學場地章太炎在19世紀末時就已經廣泛運用東方現代科學、社會學、哲學等理論知識來進行學術研討了，這在他當時結集出書的《訄書》初刻本中有顯著體現。章太炎所批評的是新文明運動中的激進主義，而非東方現代科教文明。與遺老遺少閉目說經完整分歧，私密空間他對經文的闡釋平實、感性，此即出于對經義的現代性審視；對經義某些面向的強調，則是為了應對中國當時所遭受的品德文明危機與平易近族危機。他對孝道、平易近族氣節的倡導即是這般。在繼承中華優秀傳統文明已成為文明發展戰略的新時代中，讀經熱潮已然再次掀起，認真梳理章太炎暮年的讀經思惟，對于明天若何懂得并開展讀經頗有借鑒意義。
責任編輯：近復